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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 单纯罗列，很长要分两次（1） 美国民主的真相及中国对民主认识的误区
节选自《美国民主？——一个弥天大谎》和《大国游戏》第40章。 当代民主似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其实不然。听起来天花乱坠的雅典民主是特定阶级的民主，是小国寡民的民主，是不具普适意义的民主，因而与当今风行全球的民主无关。美国是当代民主的推手，并以全球民主判官自居。殊不知，“美国民主”本身却是一个包藏祸心的弥天大谎！ 美国国父们创建的美利坚合众国并非民主国家。 美国国父们虽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但建国时要超越的“美国偶像”不是雅典城邦，而是罗马帝国。正所谓，不破不立。美国国父们都非常明确，罗马帝国的丰功伟业主要得益其高效的贵族共和政体，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则主要肇因于暴民民主，所以他们众口一词，大力抨击民主。
亚当斯指出：“以往所有时代的经历表明，民主最不稳定、最波动、最短命。” “记住，民主从不久长。它很快就浪费、消耗和谋杀自己。以前从未有民主不自杀掉的。” “民主很快就会倒退到独裁。”
《独立宣言》签名人拉什说：“民主是恶魔之最。” 麦迪逊说：“民主是由一副由动乱和争斗组成的眼镜，从来与个人安全，或者财产权相左，通常在暴乱中短命。” 执笔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费雪道：“民主是包藏着毁灭其自身的燃烧物的火山，其必将喷发并造成毁灭。民主的已知倾向是将野心勃勃的号召和愚昧无知的信念当成自由来泛滥。” 《美国宪法》签字人和执笔人之一莫里斯说：“我们见识过民主终结时的喧闹。无论何处，民主都以独裁为归宿。” 汉密尔顿更直接指出：“民主是一种疾病。” 美国开国元勋们对民主的深恶痛绝，是《美国宪法》只字不提民主，反而明确宣示美国是共和政体（a representive republic）的原因。据载，历时3个月的美国立宪大会结束时，一位女士当众问富兰克林：“博士，你们为我们设立的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富兰克林毫不迟疑地答道：“是共和制，如果你们能保持的话。” 美国先贤们密商三个月，费尽心机创建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精英共和政体，目标是一防暴民民主，二防个人独裁，三防制度腐败。迄今为止的实践表明，他们的制度设计是卓有成效的。
民主由过街老鼠变为香饽饽的过程 在整个19世纪，民主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代表着混乱，所以是过街老鼠。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和外交官罗威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赋予每一个人成为滥权者的权利。 ”同期，英国政治家托马斯指出：“我长期以来一直确信，纯粹的民主机制定然早晚会毁掉自由，或者毁掉文明，或者同时毁掉自由和文明两者。”英国的埃克顿勋爵道：“这个流行的魔鬼民主是多数人或者多数党的暴君，是靠暴力和舞弊，而非永远靠选举而实现的大多数。” 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美国进一步崛起，美国共和政体为世人树立了比君主立宪制还优越的新楷模。 1912年双十在神州大地创建的Republic of China，效仿的就是美国共和制，其直译就是中华共和国。 民主在美国由臭变香的过程，应该从1792年杰佛逊创建“一个普通人的党”开始。1798年该党正式定名为民主的共和党，用以与精英分子为主的联邦党相抗衡。在1844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名正式由民主的共和党简化为民主党。应该指出，民主党虽然后来只冠着民主一词，反对联邦集权，但也只是争取选民的噱头，并非以改变美国共和政体为目标。事实上，美国民主党在20世纪初的确因此团结了潮水般移民来美国并成为工人的人群，并通过将这些人带入美国社会主流而建立了自己的民众基础。 1916年，属于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著名宣言中呼吁“为了民主而促进世界安全”，为推崇民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当时全球反封建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社会历史大环境中，民主很快就被中国知识分子尊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一起被介绍到中国。孙中山引领的中华民国显然是美国德先生的第一大受益者兼后来第一大受害者。民主是搞垮一个旧秩序的推土机，又是重建一个新秩序的拦路虎。当年，德先生促成了中国皇权体制的瓦解，引致北洋军阀独裁，然后德先生再接再厉，促使军阀独裁崩解，形成各地军阀割据，最终成为一盘散沙，积弱不振、任列强鱼肉与宰割。 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和人们的思维定势，美国人民关于“民主是个坏东西”的既成观念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全改变。1928年11月30日，中国正为民主这个新而美的东西浴血内斗，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美国战争部公布的军人训练大纲第2000－25条关于民主的定义却是这样表述的:“一种大众政府。权威来自民众大会或任何其它‘直接表现’形式。导致独裁。关于财产的态度是共产主义的，忽视财产权。关于法律的态度是由多数人的意志主导，不考量各种结果。导致煽动行为，作奸犯科，蓄意蛊惑，诱人不满，无政府状态。”这份训练大纲还写到：“我们的宪法之父们熟悉独裁和民主的长处和弱点，用坚定不移的信念规定了一个代议共和制政体。他们对共和和民主作了非常清晰的区别，而且反复强调他们建立的是一个共和政体。” 到了1932年，迫于压力，上述民主定义被从训练大纲中除掉。美国军方不再宣扬民主是个坏东西了。据载，1936年，当参议员赫莫去参院听证时，想找一份原来的训练大纲全本都不可能。事隔三十几年后，一名美军军官鲍尔在1973年10月刊登在《军事评论》上的文章中披露，当年训练大纲除去民主定义的压力“来自隐秘的公民们”。 1940年，属于民主党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介入二战时发出了对美国人民的劝诫，美国“必须成为民主的伟大军火库”。军火库是什么东西？里面储存的是杀敌的弹药和武器。显然，美国有识之士已经悟出了输出民主可以不战而乱人之国甚或屈人之兵的战争潜力。 1952 年，美国军方不仅不再敌视民主，反而正式开始为民主唱起了赞歌。例如，美军战地手册21－13条“士兵指南”（英文是，The Solder’s Guide ） 是这样阐述的：“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民主政体（a democracy），所以人民的多数决定我们的政府将如何组织和运行。”美国人民的多数果真能够决定政府的组成吗？在2000年大选中，布什在自己的弟弟当州长的佛罗里达州只比对手高尔多得537张选票，自然出现计票争议，大选难产36天。后来，最高法院判定布什赢得佛州的选民票从而赢得了该州全部27张选举人团票，为其入主白宫起到关键性作用。布什最终虽以5张选举人票的优势战胜了高尔，但他在全国范围获得的普通选民票却比高尔要少54万张。显然，全国大部分选民的意愿没有得到尊重，多数选民的选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开国元勋们基于罗马帝国经验创造的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精英共和制特点的一个最突出的诠释。美国选举的奥秘在于，开国早期的候选人胜选主要靠德高望重，后来的候选人胜选越来越依靠利益集团和花言巧语，选民只享选票之虚，如同在不同商家出产的一罐口可可乐和一罐百事可乐之间选择而已。如果美国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2000年进白宫的就是高尔。 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曲解美国政体的过程中，美国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批评这种刻意歪曲民主并为民主唱赞歌的言行，并披露其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有害后果。 1939年，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和玛丽警醒民众：“无论何时，何地，何人，立宪大会都没有官方声称美国是民主政体。” 1961年9月17日（宪法日），美国约翰．罗伯特协会的创始人罗伯特发表了题为“共和与民主”的讲演。他的名言是：“这是共和，不是民主。让我们保持共和政体的方向！” 然而，诸如上述努力根本无法阻止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关于民主的欺骗性宣传。 美国小学生上学对国旗宣誓效忠的活动始于1892年。最早的誓词是这样写的：“我对我的旗帜和它所代表的共和国宣誓效忠。一个国家，不可分裂，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 这种宣誓活动的一个关键点是使每一个美国人从小就知道，他们生活在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共和政体国家中，为了保持自由和正义，共和国千万不能被分裂。 1954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为了对抗共产主义，誓词里被塞进了“在上帝之下”这个短语。 几年前，美国加州的无神论者纽多向法庭上诉，称誓言中“在上帝之下”这句话违宪，且有灌输宗教观念之嫌。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随后做出裁决：“效忠誓词”违宪。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取消“效忠誓词”活动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美国人以后从小就不认识自己的国家是共和政体，而会像其它国家的人们一样，误以为美国建国以来一直都是民主政体，误以为美国从来就是民主国家。这一做法与当年美国军方从训练大纲中除掉“民主”定义如出一辙。 2000年宪法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国家宪法中心的奠基仪式上高度评价当年在宪法上签字的国父们“深明他们为之努力的任务之艰巨：去创建一个代议制民主政体（a representive democrocy）”。他还高度赞扬华盛顿，富兰克林，麦迪逊创造了这一代议制民主政体。 就这样，指鹿为马。在美国共和政体的根基和框架等基本未变的条件下，“美国民主”，这个世纪弥天大谎不仅编排圆满，而且一边编排一边为美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极至兵不血刃地肢解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前苏东阵营。难怪普京哀叹：苏联瓦解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
中国对民主认识的一个误区在于，现在某些理论派人士，对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大的幻想和期望值过高，以为只要有了民主这个“好东西”，一切疑难杂症都会在这副灵丹妙药之下，迎刃而解。许多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最大的误解，以为当今的美国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而不知道美国的实际政策并不是由民选出来的领袖人物决策。美国的精髓是自由资本主义，而大家都知道资本是不能靠民主来决策，而必须由专业的精英阶层操作。象每个不同的社会一样，其社会制度必须保障认定的精英的利益，比如说美国的资本（金融）家，中国的儒生，以及不同宗教社会里的教士，和尚，喇嘛等等，都必须以社会制度保障他们的利益。 英国在香港的做法就非常直接了当，在继续保持英国人在法律（大部分法官由英国人担任）和银行界（渣打和汇丰英资银行为发钞行）的支配地位后，开始向香港华人开放其他经济领域。在英国人实行的立法会上，为了保障有钱商界的利益，采取了功能组别与民选的方式，使有钱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当商家人士为他们的代表选举之后，又可以在小圈子里在选一次，以保证在立法会里的一定份额，可以在任何改变法律前，充分考虑到商界的利益，而使香港保持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商界和法律界精英操控，免于陷入泛民主的短期作为的民粹主义。 美国的做法就是，把国家政治里非常重大和关键的经济政策权利，从民选的政府里分离出来，而由私人机构去控制。这个系统就是有名的美国联储局系统，其权力移交和美国的选举无关，其内部运作则是由美国的各大金融机构控制，而且其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则不需对公众负责。美国联储局名义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不听命于选民选出来的政府，反而可以用专家管理的名义，实行和政府以及民意相左的政策。联储局由十二个分行组成，而这十二个分行则由美国各大商业和投资银行控股，由这些银行的老板出任分行长。这些主要银行估计大家都非常熟悉，如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美林，摩根士坦尼，JP 摩根，熊士丹等等，和著名的商业银行花旗，美国等等。当然总统和国会有权任命联储局的主席。这些职位，以及美国政府里财政部长，都是来源于华尔街的专家（如现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是高盛的前老板），所以最后的美国经济政策当然要以这些金融资本巨头大银行（以及团结在这个核心周围的股票行，交易所，证卷商，行用社，房贷商，保险商等等）组成的华尔街利益集团。 在决定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向，利润分配这些重大决定时，美国的普通公民是没有话事权的，只有华尔街的股民们可以通过道琼斯和标准普尔指数，对联储局表达少数的“有钱”阶层的民意。如果你觉得这些大银行的老板们坐下来，为联储局的下一个货币政策做决定的话，不考虑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话，那就是太天真了。可不可以对这些会议的全部记录进行媒体监督？不可以。联储局会在一个月后，公布开会的纪要，但是按照美国法律，联储局不会为这些会议保持完整的记录，其受到国家机密保护的程度比中央情报局还要厉害。 基本上，联储局是一个私人机构，它就是美国一个真正话事的政府。美国大企业家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美国普通人民今天晚上知道了联储局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不到明天天亮，就会有一场革命。本来，联储局的任务是通过这帮自我约束的保守主义的金融大亨们，来抵制民选政府里的民粹主义盛行的国会和行政部门，对美国的经济进行自我调节的自由资本主义控制，但是当这帮大亨肆无忌惮的只是追求自我的利益，而罔顾普通人民的权益，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系统崩溃的危险。而美国当前由次贷危机带来的整个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和联储局的胡作非为具有极大的关系。 美国另外一个限制民主的机制是，选举中对初选制度形成高门槛政策。如果你想参选，就必须参加进民主和共和两党，受到其利益集团操控的现有格局的严格控制。初选的起始金额是1千5百万，如果你的捐款只是平民来源，而不是富有的利益集团，一个热身赛就会令你弹尽粮绝，无以为继。 某种程度上，虽然美国历届总统候选人在参选时，都会打骂中国来增加选票，因为美国民意中的妖魔化中国，被西方媒体推到极致，使美国的普通人民被洗脑。但是这些赢得了民意的总统们在当选之后，却个个实行和中国合作的政策，不惜与民意背道而驰，其中一大决定因素是因为华尔街的大亨们和中国关系不错，期望能够通过代理中国人口袋里的庞大积蓄，来赚取巨大的利润。当然这种想法无可厚非，而且如果中国人可以通过和他们的合作，得到双赢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中国人需要搞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不应该排除美国的大银行以控股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的各大银行的运作之中，同时公平的让中国的各大银行已可以以对等的方式，参与到美国的控股，但就不能由美国国会使绊子，挖陷阱，迫使中国金融机构的参与必须放弃投票权之类的流氓行径。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金融改革中，不能听信华尔街的大亨们出任的专业顾问的意见，和中国来自香港金融界的买办混混们的建议，所谓让中央银行独立化，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国际化，变成这些华尔街大亨掌控的全球金融自由资本主义的其中一环。中国的中央银行还是必须听命与中国政府的国务院，是其成为服务于中国整体经济的一个宏观调控机制，而不能被私有的金融机构而绑架。 ----------------------------------------------------------------------
试驳《美国民主的真相和中国对民主的认识的误区》
原文气势汹汹，堆砌史料，企图证明"你看，美国主子都不是什么民主国家，中国还学什么民主。"但是此文的要害在于，用暴民政治偷换了美国民主制度这个概念，如果拿暴民政治指代民主，美国还真的不是什么"民主国家"。 暴民政治的含义和暴力没有什么关系，暴民政治即是投票中简单少数服从多数，古希腊的城邦的民主制度就有简单多数胜利的传统。雅典有陶片放逐，公民大会时把某人名字写在陶片选票上，统计构成简单多数即把这个人赶出雅典放逐，被陶片放逐的人有雅典当红的政治家，马拉松战役的指挥官。被放逐者的普遍原因是此人声望太大，可能威胁到雅典民主制度。我们可以看到雅典式的民主制度中，平民势力很大，他们可以以多数投票把少数贵族精英否决，以至于做出对雅典不利，而且不智的决定。 共和是什么，就是暴民政治的对立面，共和就是一种制度，法律，保护人的权利不受随意侵夺，尤其是少数派的利益。宪政是共和的工具，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发言权的多少，和利益边界。简单的来说共和就是保护少数的。民主加共和一起，概括起来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现代的民主制度决不是"人民当家做主"，普罗大众和精英都有发言权。暴民政治的恶果是很容易推断的，一个社会中富人总是少数，多数穷人投票分富人的家产肯定可以通过，分这么几次，就没有人敢致富了。所以说简单多数胜利的缺点简直不需批驳，好的民主制度，长期运行必须有共和制约。 原文中提到"罗马帝国的丰功伟业得得益于高效的贵族共和政体，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肇因于暴民民主。"以这个作为论据简直就是没有常识的表现了。罗马帝国的丰功伟业主要都是共和时代的遗产，罗马的分崩离析原因是古典文明的总体衰落和蛮族入侵。 共和时代，罗马军团的强大秘诀在于罗马公民义务兵役制，公民对罗马对外战争的积极参与保证了罗马军团的纪律，和罗马强大的动员能力。但是后来公民参战太多，家里的田地就缺乏照料，贵族侵占田地，公民日益贫困化，兵源就受到了威胁。这个时候就有格拉古兄弟领导土改运动，要剥夺贵族的部分田地给公民，后来格拉古兄弟被元老院的人围殴而死，平民的斗争就这样失败了，从此以后贵族，少数人或者说精英就在罗马掌权了。罗马军队的兵源问题是由马略军事改革解决的，马略给让贫民参军，许以退伍之后分配征服来的土地，罗马的军队从公民义务兵变成了职业兵，从国有军队变成了将领的私军。罗马的军力问题虽然解决，掌握军队实力的巨头们就成了共和制度的掘墓人。概括一下罗马的共和制，平民和精英在公民大会和元老院争夺利益，最终精英占了上风，却动摇了罗马的国本，最后贵族中的一个人-屋大维踏着其他贵族的尸体登上了皇位。 暴民政治中暴民最终尝到苦果，少数派精英彻底占上风却为自己掘了坟墓，民主和共和缺一不可，走到任何一个极端都是血的代价。 美国的制度设计正是考虑到两方的制衡。联邦党人主张联邦政府权力多一些，其实就是精英少数派的发言权多一些，民主党人则站在对立面，主张小政府，重民权，州权，生怕政府权力扩大之后成为一个肆意剥夺民权的怪物。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美国开国国父们批评民主的极端言论，当然这些人都是联邦党人，他们害怕的，批评的是暴民政治， 而民主党人，比如杰斐逊，他批评政府权力危言耸听的言论当然就被原文作者给自动无视了。 下面的两句话，如果美国按照汉密尔顿的理想来发展，迟早要变成帝制国家；如果美国按照杰斐逊的理想建国，最终就像巴西那个样子。
这两句其实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有人只取一句就判断汉密尔顿或者杰斐逊是傻瓜，那只能说明他自己智慧见识有限。因为美国有今天的成功，关键在制衡，美国的幸运在于既有汉密尔顿又有杰斐逊，而且两方虽然观点不同，但是不至于兵戎相见，而是各让一步，奠基了美国的民主共和制，集权和分权的制衡，精英和平民的制衡。 如原文这样，摘录了联邦党人只字片语，偷换概念，以暴民政治否定制衡之后的民主制度，不过是识人牙慧，贻笑大方。 暴民政治可以推广到没有选举投票权的情况，就如在大多数国家那样，普罗大众没有选举权，没有公民大会，没有保民官，那就只能忍之让之。要么脚投票，要么等到揭竿而起，火山爆发，彻底把骑在他们头上的少数派精英打倒。这种情况下就是以暴止暴的革命逻辑。这就是原文所说的民主导致恶果之一，暴民政治的极端形式，换句话说就是，起义的那一瞬间，人民当家做主了，无论起义成或者败，普罗大众都将重新恢复到少数人的统治之下。能够认识到革命逻辑的坏处是好的，但革命的灾难也不能证明少数人统治的合法性。灾难是他们自找的，如果有自知之明，目光长远一点，为子孙后代计，春风得意的少数派，当权者应该让渡一些权利给多数派，普罗大众。大家各让一步，何愁和谐社会不成？ ----------------------------------------------------------------------
Re: 试驳《美国民主的真相和中国对民主的认识的误区》
“1．阐明暴民政治，即是投票中简单少数服从多数，举例：古希腊（简单多数胜利），雅典（陶片放逐）”
这例子典型的说明了一个事实，被放逐的人当中，存在着大量的雅典英雄，如马拉松战役的指挥官，雅典历史上著名的、对雅典民众好、有作为的执政官，而所谓的理由，多数是民众“担心”他们的声望超越了普通民众，而这个“担心”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将雅典英雄驱逐出境。也就是说，在过程平等的情况下，为什么产生了结果的不平等呢？换言之，如果你站在结果上看，雅典的结果是，有作为、维护雅典的英雄，通过“陶片放逐”的结果最终是因为他努力的工作、保卫雅典而被雅典人民所排斥。这个是雅典时期的历史事实，而也是民主暴政的一个代表范例。 陶片放逐其实是现代自由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争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现代自由主义看来，过程的平等化是重点论的，即使结果如何都是不用去探讨的。而现代社会主义则认为，追求公平过程的目的是结果的公平性，如果一个过程导致了最终结果的不平等，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存在着相反的作用就一定是有错误的。这个相互的批判到今天在各自的政治学范畴内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回答，在后面再谈这个问题。 “2．阐明共和，暴民政治的对立面，是一种用宪政为工具，保护人的权利（尤其是少数派的利益）不受随意侵夺的制度。” 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首先，看看法律与宪政。法律不是共和的产物或者附属品，在非共和的结构下面，同样有着法律的存在。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工具，法律要有对应主体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法律是对君权神权首要地位的，那么君主、神权的首要和不可侵犯的规范是社会所有成员都不可悖逆的；如果法律是强调财产权的首要性的，那么对资本的保护将是首要不可侵犯的，等等。也就是说，法律本身是个客体，在法律上适用的法律关系，才是揭示社会实质的一个内容。那么宪政就容易理解了，其实也是一个客体范畴，不同宪政国家的宪政内容的不同，其实恰恰揭示了不同国家对社会关系的不同地位约定、保护，揭示了社会的制度。而这个客体的存在本身不能说明主体的内容，还是要看他的内容所约定的社会关系的地位层次。空泛的讲宪政、法律的作用和实质，把这个上升到从这个就可以推断共和和保护人的权利，这个本身在逻辑上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个事务是否保护，不是看客体形式的，而是看主体内容的实质。 共和是否是暴民政治的对立面呢？纳粹德国是通过民主共和制度下的投票获得政权的，意大利法西斯是通过民主共和制度下许可的示威游行获得政权的，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了很多东西。后面在试述两个政治学理论时再详细讨论。 共和是否一定是保护人的权利（尤其是少数派的利益）的呢？同样，他是一个制度客体，要看该国政府的代表群体是谁。对于他所代表的群体中，无论少数与多数，都是一样的利益保护的，是群体性的。而对于他所统治的群体，在利益与统治群体冲突时，他只会有制度约束的内容。我们看看美国早期对占有大量土地的土著的约束、掠夺、残害，就是一个实证，而在历史上，无论是雅典时期还是罗马时期，我们离开当时的统治者阶层（雅典是自由民阶层、罗马是贵族精英阶层）看看那些贱民阶层、奴隶阶层，是否有一点点权利呢？没有。因此，主体是反映社会制度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客体形式可以代表的。 “3．好的民主制度，长期运行必须有共和制约。民主加共和一起，概括起来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 首先，正如上段所说，关于少数、多数，这个都是在统治阶层内部的少数、多数，而不是在整个社会反映的。其次，共和不是一个制约，而是制度主要部分。美国总统府是共和制度的执行主体，能认为他是社会的制度制约作用么？他是执行部分，是主要部分，不是制约，这个关系颠倒了，是共生的统一、相互有限性的对立。民主共和也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的。例如，假设少数要石油涨价获利，但是多数反对，假如多数获胜了，石油价格下降了，请问多数如何通过这个制度的直接结果来保护少数的石油利益？这本身存在逻辑的错误，只能出现的是，在同样为统治阶层的内部，如果少数是占有权力实体的相应比例的，那么，即使多数获得了共议结果，也一定会按照少数的权力实体占比例，来分权或者分利益给少数。相反的情况同样会发生。这种现象，在民主共和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社会中，一样是普遍发生的。不是民主共和制度的专有，也就不能成为民主共和制度的佐证。这个只是一个统治阶层内部的平衡调整，说这是制度客体可以导致的结果，其实没有必然联系。 “4 。驳原文中“罗马帝国的丰功伟业得得益于高效的贵族共和政体，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肇因于暴民民主。”观点：罗马帝国的丰功伟业主要都是共和时代的遗产，罗马的分崩离析原因是古典文明的总体衰落和蛮族入侵。” 内因与外因的问题。一个社会、政权的瓦解，其外因是次要推动，或者仅仅是点燃的导火索，而内因是关键因素。如果罗马帝国是在共和制度下时代强大的，而这个制度一直贯穿了，那么怎么产生的他“蜕变”到帝国制度，以及周边会产生强大的“蛮族”？如果制度就可以决胜一切，怎么会产生被一个落后制度的蛮族给结束了？楼主的这一观点，问题还是有的。 罗马帝国是从精英利益集团的罗马精英政治时代（元老院）发展到寡头利益集团的帝国统治时代，在共和时代的财富，并没有留给罗马帝国多少吧，庞贝以后、凯撒被刺杀到奥古斯都建立帝国，数十年的内战状态，让罗马共和国的财富已经衰落了，而后出现过昏君，也出现过5贤帝时期，罗马帝国在新的帝国形态里面持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这个难道证明了帝国主义要优于共和么？最终是罗马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无法维系庞大帝国的安全需要，最终走上雇佣军道路，而在帝国经济无法维系雇佣军开销时，帝国崩溃。匈奴人是没有血洗罗马城的（因匈奴皇帝被他的皇妃德国公主刺杀，军队统帅撤回军队争夺王位）。血洗罗马城的是西哥特人的军团，这个军团是罗马帝国雇佣军。“古文明总体衰落”说，没看出有道理。匈奴人当时不是人么？不是一个国家么？当时各个古农业文明并没有形成联系，其具体衰落情况也不相同。 “5．民主和共和缺一不可。以美国为例证：联邦党人主张联邦政府权力多一些，其实就是精英少数派的发言权多一些；民主党人则主张小政府，重民权，州权，生怕政府权力扩大之后成为一个肆意剥夺民权的怪物。美国今天的成功关键在制衡，奠基了美国的民主共和制，集权和分权的制衡，精英和平民的制衡。”
南北战争前，民主党主要是支持奴隶制度的吧，而且以保护州权力反对联邦的，他们恰恰是证明了，形式客体不是看社会的关键，而是他代表的社会主体是谁，才是实质。 “6。革命的灾难不能证明少数人统治的合法性，少数派（当权者）应该让渡一些权利给多数派（普罗大众）。阐明：暴民政治的极端形式，人民革命，彻底把统计阶级少数派打倒。这是原文所说的民主导致恶果之一，起义的那一瞬间，人民当家做主了，无论起义成或者败，普罗大众都将重新恢复到少数人的统治之下。但灾难是他们自找的，如果目光长远一点，当权者让渡一些权利给多数派，大家各让一步，何愁和谐社会不成？”
还是如前文所述，当权者与同为统治阶层的其他主体的权力分配，是一个统治阶层内部调整的问题，抛开代表主体，从形式客体本身并没有任何作用。革命，是当社会结构随着生产力变化，导致社会关系变化，对社会体系内部的实际对比产生作用后，社会制度结构的内容需要与新的社会关系进行对应，否则发生制约性压力，而当这个新的对应将是对原有统治阶层的利益产生致命打击的质变时，其抑制作用也会产生很大的力量。由此，最终会产生顺应发展的代表新社会关系的力量达到足够的质变水平，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原有制度机构内容，产生新的对应关系。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一种激烈形态。 现在，来看看现代自由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点：重点论的过程论还是结果论。 首先，2个理论都是对自由主义的发展，都是从自由主义继承来的。都是承认和尊重个体自由，同时也承认、尊重、遵守个体共同群体的利益，并以保护个体自由为最终目标的。但是有一个分歧。 现代自由主义认为：要发挥个体的能力，要保护个体自由，重点是要创建一个公平的过程环境（公平竞争、公平参与等等），这个过程的公平化，可以给个体自由发挥的空间，也可以让个体的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通过个体能力最大限度的自由发挥，让个体最终得到应得的相对结果。因此，现代自由主义对于过程是重视的，但是对于公平过程的结果是否也是公平的，是不理会的。小政府概念跟这个很有关系。 现代社会主义认为：自由追求的结果是首要的，个体获得平等的地位、公平的能力开发是一个基本的公平要素（如财产结果的不平等，从最初就将导致在看似平等的竞争或体系内的不平等），因此，反过来，个体公平的结果对个体的竞争、参与优势是首要的先决条件，重视公平的实质结果，应当比过程要重要。 现代社会主义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在现代自由主义的构想下，由于个体的先天性自然差异（能力）、和社会差异（社会地位，如继承财产不同），将导致参与个体在不平等地位下的参与，最终会导致累积性后果的绝对不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个体财富集中化），而这个过程平等是无法有效制约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也会带来，对社会竞争不需要的个体（非社会财富发展关注的个体）或者竞争力不足（能力差异化的个体）的排斥与淘汰（个体多样性自由的剥夺），对原本先天社会地位低下的淘汰（因为社会地位继承的差别（如财产数量）而导致的寡头垄断、驱逐其他有自然能力的参与者）。这样持续发展的结果，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主义）的爆发。只注重过程形式平等，而最终会淘汰多样性、驱逐非主流，形成寡头垄断结构，最终葬送自由主义的目标：个体自由。因为过程平等没有办法抑制这样的方向，所以，需要授权管理社会的机构对社会进行结果上的调整，达到个体在能力、地位上的平等性。大政府概念也跟这个很有关系。 现代自由主义对现代社会主义的批判：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对结果的调整，是否定和推翻过程平等的过程，将导致过程平等的失效。同时，管理社会的机构，要尽量调整所有参与个体的平等结果，这个本身的人为参与过程必须建立一个对集中权力要求更高的机构，如果这个机构的领导团体产生了偏执甚至独裁，因为参与的过程被规范的，而不是平等的，这个系统将无法约束和终止。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独裁专权。同样指责现代社会主义最终导致的一个可能方向是纳粹主义。 现代社会主义的回应：如果管理社会的机构参与群体，是可以代表社会广泛各阶层、各不同个体的，那么这个调整将是会考虑到足够的结果平衡性。 两个学说应该说，在自己的体系内部其实都难以回答对方的批判。
现实社会实践。
在我看来，现代自由主义导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现实的表现。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都是在民主制度国家产生的，一个通过选举、一个通过示威夺权。说明现代自由主义所崇尚的过程平等参与无法约束与制约民主暴政的发生。同样，雅典时期的陶片驱逐也是民主无法制约结果不平等的一个典范。 因此，在二战以后，很多的欧洲国家、新兴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因为当时很多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政治学说所说的寡头爆发、社会达尔文、结果不可能平等的现实结果，因此开始了一段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当时如果不是因为美苏势力划分，美国阵营下面必须实行现代自由主义，意大利都是要实施社会主义的。而当时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很多对社会主义的讨论，甚至向往的言论。随后美国也掀起了反社会主义的“文革”（麦肯锡主义），并且定义社会主义是反动学说，对这个学说是敌对态度的，也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冷战。
但是，正如毛泽东1943年的《中间力量论》所说的那样：该阶段的结果，是当今全球社会那些新兴的国家走上什么道路来决定的。随着苏联开始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对国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行霸权主义的差别政策，导致了苏联走上国家霸权的国际独裁方向，使得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努力逃离苏联体系，最终导致苏联的外部资源匮乏、加上本身的经济结构扭曲化带来经济崩溃。 法国是一个西方的怪胎。在美国生活的人，肯定都或多或少的听到过美国人对法国人的批评甚至敌视。法国在资本主义大革命时期就是被看作最彻底的。现在他们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他们没有被西方抛弃，因为他们跟社会主义还是不同的，他们被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厌恶，因为他们也批判过程重点论。
中国在经历了大政府的管控和建设后，也有过早期辉煌的时期。中国现在在走的，中国的改革，其实跟法国很像，是往中间寻找一个方向。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中国的公共管理、政府研究经常是去法国和德国的。 美国其实也在往中间走，美国的政府逐渐变成大政府，增加了管控、结果调整（例如，政府有消除匮乏的义务，失业保险、救助、养老等等政策，还有现在美国还在讨论的全民医保等等），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忌惮的一个的原因是，中国在结果调整的范围上，是没有在宪政里面承认个人财产权为首位地位的（在新的宪法和司法解释中，中国宪政承认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已经是授予了法律地位，不过美国认为只有宣称私人财产权是一切的首要地位才是根本的。）。 或许，若干年后，回首看看，大家都走到中间来了，也说不定。 ---------------------------------------------------------------------- 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1944）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 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 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引用通告此內容的引用通告是： http://yangsen84.spaces.live.com/blog/cns!894E5223BE572C97!362.trak 引述這則內容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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